动物化的后现代，宠物友好……这是本月澎湃新闻思想新闻中心的编辑们在读的书。

　　今年前后读了几本与医疗史、医药史有关的书，因为主题相关，这本书也就落在案头成了最近的在读之书。作者王传超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本书即脱胎于其博士论文。除绪论、结语外，本书有四章——“第一章 近代西药东来与中药改良之发端”“第二章 本草与生药”“第三章 ‘有效之药’与‘可通之理’”“第四章 科学国药”，相对而言，我更感兴趣后面两章的内容。

　　“有效之药”是说中药的效果，有用，“可通之理”就是要从成分、从药理、从科学上做出解释。如何用科学之理解释实践中的有效之药，对此近代中医师做了各种尝试和努力，不同流派的探索、用心也颇值得体会。“最终各方合力在中药学当中留下的痕迹就是：‘成分’虽然往往解释不了药效，但成为中药学子项之一；‘性味’也得以保留，但其受重视程度大大地打了折扣，而且往往被加以新的解释。”——作为外行人，很好奇如今中药学专业人士对此问题是否仍有关注，持怎样的观点。“科学国药”主要谈及制药工艺。对我这个读者而言，获得的一个新知识是在民国时期还出现过将中药做成注射剂的尝试。新事物汹涌而至，如何安置旧传统，如何拥抱新事物，大概既是机遇，也是难题。

　　【日】东浩纪/著 褚炫初/译 王飞/校，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4年9月版

　　现在说“家里蹲”用“宅”，然而“宅”当然是“家”，但又未必是指实体空间的那个“家”。“御宅族”这说法怎么来的，东浩纪在书里面有所解释，“御宅”来自一群惯以“您家”这样的口头禅讲话的人。无论是“您家”还是“我家”，都是由一系列“萌要素”组合起来的安全地带，而“您”在文质彬彬之外，也带有一种刻意的距离感。

　　这本《动物化的后现代：从御宅族透析消费社会》最初出版于2001年，东浩纪说：“御宅族系文化……其消费人群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出生的一代人，如今已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地位的三四十岁的成年人……”照这么看起来，或许我们今天读起来会感到过时。

　　东浩纪在以日本御宅族系文化为对象的考察中，提出的“数据库动物”“拟像的增殖”“大型非叙事”等概念，总是不免让人在阅读时与“社交媒体”“短视频”“网文”“短剧”等风头正劲的玩意儿联系起来。具体不一一详述了，可以去读读这本书，200页的小书约9万多字，料必不会带来什么阅读负担。

　　来解题一下：为什么是“动物化的后现代”呢？东浩纪在书中写道：“……由拟像层面‘对小叙事的需求’，与数据库层面对‘大型非叙事的渴望’所驱动的，前者是动物化的，后者依然维持着疑似的、残骸化的人性。总而言之，这种人类形象是从前文的观察中浮现出来的，笔者最后想将这一新型人类命名为‘数据库动物’。现代人是故事性的动物。他们通过人类固有的社交性满足人类固有的对‘生存意义’的渴望。换句话说，他们能够将小叙事与大叙事之间的相似性连接起来。但是，后现代的人类无法通过社交性来满足对‘意义’的渴望，反而通过回归动物性需求来填补孤独。所以，小叙事与大型非叙事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联，整个世界都只是物质性地、不赋予任何生命意义地漂浮着。意义还原为动物性，人性的无意义化，以及在拟像层面的动物性与数据库层面的人性之间的解离性共存。”

　　【英】克里斯·皮尔逊/著 邹赜韬、林青青/译、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鼓楼新悦，2024年3月版

　　正如该书副标题所揭示的那样，本书详细讲述了纽约、伦敦和巴黎这三大城市，自18世纪至今对于狗或者说动物观念的转变，而这个过程也正是这三座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狗狗都市”（Dogopolis）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其实就是城市中产居民，对于人与狗在现代城市中应该怎样和谐共生的一份跨物种‘协定’”。“‘狗狗都市’亦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人犬关系更广泛、更深刻变革的一种内在逻辑。”作者查阅了不少资料，包括当时当地媒体的报道、政府出台的相关规定公告等等，分别探讨了城市中养狗所面临的几个重大难题：流浪狗的管理、恶犬咬人怎么办、狗狗排便引发的环境卫生问题，以及人类对于狂犬病的恐惧、虐待或者虐杀动物的争论、警犬的质疑等。面对这些问题，几百年间，这三座城市虽然距离甚远，却有着类似的发展进程：有多少人喜欢狗，就有多少人不喜欢狗，对于上述的问题，贯穿始终的都是两派人的争论。有意思的一点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西方的人犬关系模式，那就是中产阶级与狗产生了共情：“人类与狗一同被丢进这些急速扩张与发展的都市中，他们在朝夕相处中也产生了一系列情感：爱、同情、厌恶，还有恐惧。最终，狗融入了都市生活，同中产阶级对脏乱环境的厌恶，对流浪者的恐惧，对犯罪活动的焦虑，以及对人道主义的支持等情感价值相一致。”也就是说，虽然衣食无忧，但是城市的快速发展，最初生活其中的中产们也会感到迷失，对城市中的各种问题，如疾病的暴发、骚乱、恶臭、贫民窟和罢工等感到担忧，就如同人类看待城市中的那些狗。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中产对城市生活的态度在不断变化，与此同时，城市中的养狗行为也在发生变化，狗主人开始对狗进行绝育、外出时会牵绳、定期打疫苗等，狗成为了城市居民的亲密伙伴，为人类稀释了都市生活中的紧张情绪。最终，中产和狗在情感上变得密不可分。

　　在致中国读者的文章里，作者提及了如今中国所面临的状况。很明显的，从今年开始，“宠物友好”近乎成了上海商业的一个风口，更不用说这些年蓬勃兴起的宠物产业。而同时，中国的一些城市还在举办狗肉节，恶犬咬伤甚至致死人的新闻也会不时发酵，中国的城市如何作为“狗狗都市”发展演进下去，这本书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经验。

　　【英】J.E.戈登/著 李轻舟/译 刘新宇/审校，中信出版集团·鹦鹉螺，2024年10月版

　　这本书里虽然有一些公式，但因为作者思路清晰且叙述幽默，所以读下来感觉对文科生并没有那么不友好。只是相比专业读者，作为文科生的我只能是外行看热闹，但依然还是受到了一些撞击，借这本书，获得了从结构和物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个世界的机会。比如在讲到生物材料在进化的过程中是从柔弱到刚硬的，作者举例：“女士们都知道，胎儿的生产是一项涉及高应变和大挠度的大工程”。第一次见到用“应变”和“挠度”来形容生产过程，女士们一般不会用这样的词，产科医生也不一定会用，这可能是外行能看到热闹的地方。

　　书中还涉及在工程建造史上，学科的不同步发展带来的问题，当然主要涉及数学理论、模型同实际工程建造的矛盾，但也有哲学在扯后腿的情况。比如作者讲到的，在18世纪，弹性研究取得的实质进展微乎其微。“进展不足的原因很复杂，但大致上是因为，17世纪的科学家认为科学是与技术进步交织在一起的（这是科学发展的愿景，科学当时还是历史上的新兴事物），而18世纪的许多科学家则自视为哲学家，并认为他们的工作层次完全高于制造业和商业活动中的鸡毛蒜皮。当然，这是一种向古希腊科学观的回归。胡克定律为一些相当常见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宽泛的哲学解释，这对不甚关心技术细节的绅士哲学家来说已经足够了。”

　　这本书的内容还是同实际生活紧密相关的，至少可以从结构的角度让我们深切体会建造摩天大楼的不易。

　　在中山大学建校百年之际，买了一本谈中大康乐园的猫的书，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祝贺吧。谈猫的书出版得很多，专门谈一所校园的猫的书，倒比较少见。爱猫人士也很多，巧的是，我所认识的最爱猫的，大约就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景蜀慧老师，不过遗憾的是，这本书未收入景老师的文章。书中收录的中山大学中文系黄仕忠老师的《五十岚》，之前就拜读过。我仅有的几次在中大校园，都曾见到猫咪穿梭。所以，中大校园的猫事，应该是很多的。对于不养猫的人来说，可能读来会觉得兴味索然，但是养猫人、爱猫人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按照最近较为流行的术语，可以说：喵星人为人类提供了太多的情绪价值。我们在同类之间越来越难感受到的信任、同情、真诚……都能在猫那里寻找到情感的投射。比如我就执拗地认为家里的小猫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当然是人类自己的问题，喵星人本不必承担这么沉重的责任。但我们人类走到现在的境地，努力在精神层面做些自救，也是可以理解的。

　　《清代地方政府》是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瞿同祖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于学术巅峰时期用英文撰写的一部经典之作。本书通过各种手稿和笔记，同时参考大量的官方资料，分析和诠释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运作，介绍了州县官和他的四个辅助群体，即书吏、衙役、长随、幕友的职能、地位、收入、贪赃形式和纪律控制等，强调了清代地方政府实际上是以州县官为中心的“一人政府”。

　　最早知道瞿同祖先生并不是因为他的著作，而是他的经历。瞿同祖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1945年任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1947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62年出版了《清代地方政府》英文版，1965年从加拿大辗转回到中国大陆，在“史无前例”的前夜回到了祖国。然后，在长沙的招待所住了五年，没有书看，没有朋友，生活没有着落，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直到1971年才成为湖南文史馆馆员，1978年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从回国直至2008年去世，他再没有新的研究著作出版。

　　译者前言介绍说：“本书以州县官作为地方权力的化身，以其为州县地方政府的主干或本质。瞿老说，州县政府的所有职能都由州县官一人负责，州县官就是‘一人政府’，分配到地方的一切权力都无可分割地被确定为州县官这一职位的独享权力，其他一切僚属显然只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除非得到州县官的委派，否则都没有任何规定的权力。州县官职位或其个人，是把地方一切事务或政治职能整合起来的关键或枢纽，透过他的行为可以考察地方政府的一切。”

　　正如作者在书中引用一位清代举人的说法：在帝国，只有两种重要官员，即京师的内阁大学士和京外的州县官。“作为一州一县的行政首脑，州县官被要求熟悉当地的各方面条件情况并对其辖界内的一切事情负有责任。尤其重要的是，他必须维持辖区的秩序。他是法官、税官和一般行政官。他对邮驿、盐政、保甲、警察、公共工程、仓储、社会福利、教育、宗教和礼仪事务等都负有责任。”这些工作，需要雇佣大量的辅助群体，即书吏、衙役、长随、幕友，而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政府是不付薪的，需要州县官自己掏腰包。而州县官其名义上的薪酬是每年45-80两银子，加上500-2000两不等的养廉银子。按照当时的估计，一个州县官每年的费用（包括付给幕友的薪金、伙食费、招待费）约五六千两到一万两以上。如此巨大的缺口，是通过法律默许的“陋规”实现的，瞿先生指出，陋规不等于贪贿，因为后者是非法的，但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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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陋规从哪里来？“几乎所有不能由政府预算供给的衙门费用，都必须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陋规费即以当地百姓付费的形式来满足。当一个村长（庄头）或衙门雇员被州县官索要陋规费时，他就会转而向普通百姓索取，自己扣留一部分，其余上交州县官。因此，地方百姓有着双重负担——政府征收的常规税费及州县官或其衙门职员索取的陋规费。无论在哪种事件或情形中，真正支付各种各样费用的总是当事百姓。”虽然各地的陋规数额不同，但基本上来说，州县官即使不爱钱，也不会受穷。等他们告老还乡时，往往会聚集起足够供几代人花销的财富。

　　接下来的第三、四、五、六这四章，作者分别分析介绍了书吏、衙役、长随、幕友这四种人的组织、职能、地位、经济待遇、贪赃形式、纪律控制等各项。比如衙役，地位极低，而且“皂隶、马快、步快、捕役、仵作、禁卒、门子、弓兵等，法律上将其列为‘贱民’，其地位相当于、戏子或奴婢。与别的‘贱民’们一样，他们是‘负权利’阶层。他们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及进入官场。他们的子孙也同样被剥夺权利”，其账面收入也极低，只能供自己和妻子每天吃一顿饭。他们的收入主要靠向百姓的各种索贿即陋规。

　　通常，衙役们向被拘捕或被传唤的人索要“鞋钱”或“鞋袜钱”、酒钱、饭钱、车船费及雇驴钱。衙役们也以引带到庭听审为由向原告被告双方索取陋规。若不按谈定的数目付钱，原被告就无法见到州县官或不许回家。初审定罪的囚犯也须付费（“招结费”），以求被带往上一级衙门重审。

　　衙役等的这种行为，州县官是否要监督控制呢？当然要管，但是州县官不可能凭自己的一双眼睛盯住成百上千的衙役，他们往往会制定各种衙门规章，防止长随、书吏、衙役之间的合谋不法，但实际情况根本就是另一回事。

　　至于幕友，虽然是行政管理的专家，但他们只是州县官的私人助手而不是政府的职员，既不受衙门纪律的约束，也不会得到官职提升的报偿，所以整个清代，行政专家和官员一直分属两个不同的群体，没有融合的可能。

　　州县官的主要工作是司法和征税，其他的杂务包括户口编审、治安、邮驿服务、公共工程、公共福利、教育和教化、祭祀仪式等。司法和征税是两大要务，一般人多少有些了解。在教育教化中，作者介绍说：“根据朝廷的则例，每个州县都要在城区和乡下设立‘社学’和‘义学’，为负担不起学费的儿童或成人提供受教育机会。州县官要将社学、义学的教师和学生名单向省学政报告。但是除了顺天府外，政府一般不提供办学经费。因此社学、义学的设立和管理，完全依靠州县官自己，往往是由仁厚的州县官自己捐款或向士绅募集资金来建立义学和社学。”没有办学经费，但是还要办好教育，同时还要教化百姓，每月两次向百姓讲解“圣谕”，规定很多，扎扎实实走过场的效果如何，可以想象。

　　在第十章，作者讨论了士绅与地方行政的关系，他指出：“尽管个别士绅和个别地方官常常会发生利益冲突，但这种冲突从未严重到足以引起权力结构和既定社会政治秩序发生变化的程度。这种冲突，应该解释为同一权力集团或社会阶级的内部的冲突，而不是两个不同集团或阶级间的冲突。因为士绅和官员同属于一个特权阶级，他们要相互依赖以维持现状。结果是，他们持续固守着共同利益世袭罔替，使他们得以在中国历史的漫长岁月中维持着自己的特权和权力。”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参与者仅限于作为少数人群体的士绅。其次，士绅既非地方百姓选举的代表，也不是政府任命的代表。他们只不过凭借自己的特权地位而被（习惯上）接纳为地方社群的代言人而已。但是他们参与政府事务和代表地方社群说话的权利，并没有像西方民选议会那样在法律上正式明确下来。

　　作者在全书中反复阐述的观点是：清代中国的地方政府是高度集权的，各级地方政府都是“一人政府”，其行政是由一部详密、合理、准确、服从和集权的法典规范调整的，但这部法典严苛、僵化、不留变通、效率低下，所以，各级官员最关心的是躲避惩罚，而不是处理好地方行政。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法律法规很多并未真正实施，流于形式。书吏等雇员各种贪腐的原因是：当一个人无法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获取他向往的价值——金钱酬偿、腾达机会，而这又恰恰归因于其卑微的地位时，他当然就会选择用非法手段去获取这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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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最后指出：州县官与其上司之间，州县官与书吏、衙役和长随之间，地方官吏和地方士绅之间，民众与官员及其僚属之间，百姓与士绅之间等莫不如此。为什么在中国这种紧张（冲突）没有导致显著的变革？因为，所有这些集团，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了最大的回报；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

　　1972年夏天，1岁半的格蕾丝·赵同母亲和8岁的哥哥一同离开韩国釜山，来到父亲的家乡美国华盛顿州奇黑利斯市生活时，他们三人是当地仅有的亚裔移民。1990年代之后的30年间，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排外情绪有增无减，甚至格蕾丝的父亲都是一名担心女儿会和黑人约会的种族主义者。2016年，奇黑利斯65%的选民都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格蕾丝从小经历过很多仇外者的欺凌，但童年时代，母亲努力为这个移民家庭在保守社区中争取认可——在格蕾丝上一年级那年，为了让她在学校占据优势，母亲为镇上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工作人员举办了一场年终鸡尾酒会，在这场派对上，母亲用魅力和美食征服所有人。然而在格蕾丝15岁时，母亲精神崩溃，开始出现幻听，逐渐退出社交生活，开始自我封闭，甚至几乎不再进食。23岁那年，格蕾丝从亲戚口中得知，母亲曾在为驻韩美军提供性服务的系统工作过，无法言说的创伤在代际间流动。这本书在探寻是什么导致了母亲的精神崩溃的同时，也是格蕾丝对自己过往人生脉络的一场回溯。

　　殖民、战争、慰安妇、精神分裂症……这本书里有太多让人透不过气的沉重过往，但格蕾丝选择用食物串连对两代女性人生的探索，食物在东亚文化中所表征的爱意因此弥漫在了哪怕最黑暗的片段之中。在精神崩溃之前，母亲每天都会为家人准备丰盛美味的食物，她的用餐时间口头禅是“只盛一次，不算爱”。格蕾丝年幼时对烹饪表现出兴趣，曾遭到母亲的严厉反对，她最终成为了令母亲倍感骄傲的知识分子。然而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十年，当她的健康状况和食欲有所好转，格蕾丝开始在她的指导下为她烹饪韩国食物。在晚餐谈话中，母亲偶尔会详细描绘记忆中战后韩国的某个人物和场景。其中有一个记忆碎片是关于一个邻居小男孩，他大约八九岁，是个卖红豆冰的小贩，盛夏时他卖货的速度无论如何比不过冰块融化的速度，“男孩蹲在路边沮丧地大哭，红豆糖水在尘土中汇成一条条小河”。母亲曾告诉格蕾丝，她9岁时有一次逃难，和家人走散了，自己回了家，靠外祖母埋在后院的几大陶罐泡菜和家中剩余的一些大米一个人挨了三个季度。来到美国后，泡菜成为了母亲执念般的乡愁。在母亲突然离世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格蕾丝在半睡半醒之间回忆起幼年时母亲喂她吃泡菜的场景：“我闭上眼睛，想听到她说，‘多吃泡菜吧，格蕾丝呀，我们是幸存者。你有能力忍受所有的一切。’”

　　【英】蒂莫西·米切尔/著 钱静远、刘夕冉/译那黑/校，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辉图书，2024年6月版

　　在《碳民主》一书中，作者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结合科学技术研究（STS）、政治经济学和后殖民理论的观点，探讨了现代能源网络的建设过程中，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如何受到影响，具体来说，是如何被扩展或限制的。

　　在这里，“限制”指的是碳基能源资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约束。不同能源体系的特性决定了民主力量的运作。例如，煤矿工人曾通过罢工等手段影响政治决策，而石油产业劳动者由于产业高度分散，不容易形成类似的集体行动能力，同时这种“中断”的权力转移到了石油公司/国家的手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民主的发展。

　　这本书最吸引人的部分也许是米切尔对 “经济 ”这一研究对象的发展历程的描述。他认为“经济”是在20世纪中期才出现的，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拥有的是一门“science of money”，而不是关注自然资源可能枯竭及其成本的政治经济学。作者在其2002年的著作《专家之治》中探讨了“经济”（the economy）这一概念如何在20世纪中期被“发明”为新的政治对象。在此基础上，《碳民主》解释了在西方碳密集型生活方式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关于经济、地球及其气候的认识，以及同时作为“安全”问题的中东的认识是如何被塑造和限定的。他指出，石油公司比煤炭公司更擅长发展出一套规模更大、分布更广的生产专家知识的网络，而这些网络将世界改造为一个石油产品能够繁荣兴旺的地方。

　　虽然之前我对中东历史有所了解，但通过石油这个特定视角重组起来的叙述，很多历史事件变得更容易理解。比如，关于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根据作者的观点，这次危机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阿拉伯国家利用石油依赖性谋取私利的阴谋，而是由石油公司和美国政府“策划”的一场危机。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政治格局的转变，为后来的新自由主义运动铺平了道路。

　　作者如何找到自己研究主题的历程也很有意思。他从研究近现代埃及起步，后来特别关注如何在政治理论中赋予物质和技术因素更多的权重，这与传统政治理论的视角有所不同。在一份2012年的访谈中，他提到自己是如何从他的姨妈建议的法律本科专业，“跟着直觉”找到了现在的研究主题：“你确实从原本认为要研究的题目上跳到其他地方去。但这不是随便瞎跳，而是因为你读那些人写的东西，你在追溯那些人做过的事情，它们本身就有着内在联系。”我也是在追溯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本书，有一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喜悦。

　　十二年后，不管是能源还是民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重读这本书对我们有何启示？作者为此写了一篇2023年的再版前言，这里不再赘述，引用他在采访和文章中多次出现的一句话：理解当下革命的一种方式就是回到过去，再次思考上一次革命。

　　【英】C.S.路易斯/著 邓军海、岳翔/译注 胡金阳/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版

　　C.S.路易斯（1898-1963）最广为人知的身份应该是《纳尼亚传奇》系列的作者，但说起来，他的“本业”是教书——26岁执教牛津，后又成为剑桥大学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英语文学教授，直至退休。《童话与科幻：C.S.路易斯论文学》一书以其文学论集《论故事》（On Stories: And Other Essays on Literature，1966）为底本，编选了他的20篇文学批评文章，内容主要聚焦于他所钟爱的童话故事和科幻小说，深入剖析和回应了当时对奇幻小说及儿童故事的文体偏见和诸种武断的理解。比如，他以《柳林风声》为例说：“童话故事之逻辑谨严，丝毫不亚于写实小说，尽管是不同的逻辑。是否有人相信，当肯尼斯·格雷厄姆让主角以一个蟾蜍面目出现，就是做了一个随意选择？或者说，换成牡鹿、鸽子或狮子，也差不多少？他的选择基于这一事实，真实蟾蜍的面相，跟人的某种面相有着某种怪异的相似——很像中风者在咧嘴傻笑。毫无疑问，这是个偶然。因为暗示出相似的那些线条，其实有着截然不同的生理原因。蟾蜍那人模人样的滑稽表情，因而是不变的；它无法不咧嘴，因为它咧嘴，其实根本不是咧嘴。看着这个生灵，我们于是就看到，孤立地去看，人之虚荣的最为可笑又最可原谅的面孔；顺着这一踪迹，格雷厄姆创造了蟾蜍先生——一种极致的琼森式幽默。”他还说：“十岁时确实值得一读的书，没有一本，不是五十岁时同样值得（而且往往更值得）一读。”作为创作者，C.S.路易斯认为：“你之所以写儿童故事，是因为对你不得不说的某些东西而言，儿童故事是其最佳艺术形式。”

　　他在书中多次援引和谈到挚友托尔金。“依托尔金，童话故事之魅力在于这一事实，人在童话中最充分地发挥了作为一个‘亚造物者’的作用；不是像人们现在爱说的那样，去作‘人生批评’，而是尽其可能，去制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因为在托尔金看来，这就是人的职责之一，要是得到成功发挥，自然而然就心生欣悦。”而其中，个人觉得他对托尔金最动人的一段评述是关于《魔戒》的：“至于说逃避主义，我们要逃离的主要是日常生活的幻象。苦痛，我们当然不逃避。尽管绕着惬意的火炉，喝个把小时的小酒，会令我们身上的霍比特人心满意足，但对我而言，苦痛差不多仍是主调。但不是我们时代最典型的文学所写的，那种非凡灵魂或扭曲灵魂的苦痛；而是这样一些人的苦痛平博pinnacle体育，，他们在某种黑暗来袭之前幸福快乐，有生之年看着黑暗散去仍会幸福快乐平博pinnacle体育，。”

　　戴昕这本讨论信息隐私的书虽然只有两百多页，却论述极其绵密精致，同时又非常清晰，例证丰富，因而颇具可读性。就方法而言，这也是一本论辩之作，全书整体采取“反立场”。戴昕认为，不论是“隐私”还是“个人信息”，都无法被本质化地定义。因此，与其“指望借‘厘清概念’，一举为法律争议提供确定、终局的判断标准”，不如将法律概念的功能视为“设置议程、开启探究”。“有效的思考和论说”，“需要跳出形式的藩篱，实事求是地进入利益冲突发生的实质场域”，“坦诚地在其中进行权衡”。

　　书的正文部分由三编构成。第一编结合多元规制的理论框架讨论隐私法问题。戴昕提示我们，“与公众人物隐私有关的制度选择，是嵌在社会分层结构及其资源、利益分配格局之中的”。而“相比于传统隐私理论集中关注的‘不看’‘不说’，在全面收集、广泛处理的当代信息环境中，‘不说破’在信息隐私制度中的规范意义，正变得更加突出，也更具基础性”。第二编集中处理今日语境中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数据问题。戴昕强调，就数据权利议题而言，“社会希望各类数据处理活动产生何种社会福利后果”，是第一性问题；“通过何种机制设计”，“促成上述符合社会预期的后果”，是第二性问题；“建构何种法律规范”，“将相关机制以制度形式落地”，是第三性问题。法律人如果安于将论域限定在第三性问题，便会使自己边缘化，进而如果将第三性问题当作第一性问题讨论，更将带偏数据制度建构的方向。第三编讨论声誉现象，同样是为了将“看似割裂的部门化法律议题论域进一步打通”，以展现“信息对于联结个体自利与群体共善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戴昕最终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悖论式的图景：“信息不仅是安全风险的来源，也是安全和安全感的来源”。于是，“一些人对信息流动的追求，通常会导致另一些人对信息流动限制的需求被克制”，“法律或制度能做的，只是决断，即决定到底站在谁那一边”。

　　于我而言，这是一本朴素却又绚烂的书。说它朴素，是因为书中记载的曾孝濂先生的一生，是那么的简单、纯粹，用几个数字就足以概括：近四十年的植物科学画画师生涯，为《中国植物志》等五十余部科学著作绘制了两千余幅插图，应邀设计了十一套主题为动植物的邮票。因此之故，曾先生才会在“自序”中谦称：“写来写去，不就是一个糟老头的陈年往事而已，有何看头？”而说它绚烂，则是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太美了。除开装帧设计的考究，内里所附上的曾先生绘制的诸多插画更是精美之至，真有“行山上，令人应接不暇”之感。有论者称，曾先生手术后画的一朵鸡冠花，“生命之怒放感，扑面而来”。而与此同时，也另有多幅插画，予人一种沉静的诗意感。每一翻看，都让我由衷感叹，原来科学研究工作也可以如此之美、如此之诗意盎然。

　　看历史小说的一大乐趣是体验作者构建的历史感。《紫云村》是历史学者史杰鹏的新作，他在阅读唐代笔记小说时觉得它们“有一股勃勃之气，横冲直撞，散发着邪性的魅力”，被打动，想改写，于是“激情四溢”，一蹴而就，洋洋洒洒37万字，写下了一位唐代小吏的奇遇。作者以唐诗和史实为骨架，以笔记小说里记载的细节为血肉，把虚拟的主人公张骥鸿置于其中，写情感、权力、人性，有生活、武打、权谋，元素虽多，但不觉得突兀，很有一种“邪性的魅力”，读起来畅快，颇有历史现场感。